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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正好是1907年的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世界处境比晚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中国那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局面;另一方面不久之后,也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停止,但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成立,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同时保护外债投资者的权益。这填补了1907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1997年上半年韩国一系列财团相继破产,随即众多国际银行从韩国撤资,使韩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外债。假如那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韩国遭到武力进攻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或者其被变成殖民地)。但IMF的存在救了韩国,不仅在1997年韩国没被武力进攻,而且IMF与债权方国际银行达成协议,由IMF为韩国提供过渡性贷款,并由IMF说服这些国际银行将600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当然,IMF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要求韩国必须做出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改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侵犯了韩国的主权,但这些要求跟被武力进攻相比,应该是更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6世纪几乎每个国家都关着国门的时候,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绝对的主权。可是,当各国的经济都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绝对主权就意味另一个国家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牺牲。澳门拉斯维加斯注册网址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愿望,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他们未来的花费从哪里来?—尽管这或许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概率小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

澳门拉斯维加斯注册网址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我们要说明的命题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之所以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是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关于股市、债券等市场对企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大家谈论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澳门拉斯维加斯注册网址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有了这些,尚德在2007年的销售才有可能突破12亿美元,超过乾隆朝廷、道光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

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了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了。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大多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行业,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明金融创新的威力。我们可注意到两个现象:第一,在2003年4月号《新财富》中国400首富排行榜中,如果按所创造的财富计算,房地产业创造了最多财富(占23.8%);第二,在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中国一枝独秀地保持了高增长。这两个现象都不能与住房按揭贷款这一金融创新无关。从图2–1中看到,1997年底全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90亿元,1998年底为426亿元,1999年底为1358亿元,到2002年底上升到8253亿元,约占当年GDP的8%。汽车贷款较住房贷款起步晚,2002年是汽车贷款真正运作的第一年,2001年底全国个人汽车贷款余额约为435亿元,但是到2002年底总余额上升到1150亿元。从表面上看,按揭贷款显然创造了房地产业的财富,使房地产开发成为近年任何想快速发财的创业者的首选,也让更多居民尽早购到自己心爱的住房;按揭贷款对房地产业的财富效应也预示着汽车业正在成为新的快速致富行业。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效果之外,金融创新在房地产和汽车行业中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更一般性启示是什么呢?这种经验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抉择有何更一般性意义呢?有了这么发达的住房贷款市场,美国居民当然用不着为买房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到2002年人均储蓄率不到4%,见图2–3),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6%来支付房贷利息。在没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自然高,难怪美国的内需过剩、可以吸收那么多国家的出口。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为看清为什么一国的财富不只是由其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不妨把国民经济看成只有两组群体组成:厂商(公司)和居民(消费者)。如果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当厂商利润增长时,居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当居民得到更高收入后,他们就会增加消费;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比如,假如居民在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加消费,而是把更多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但是,如果李四能得到30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假如年利息是4%,那么他每月只需付2300元就能立即买到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不是等10年。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要支付2300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700元收入,这显然有利于内需的增长。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为看清金融创新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不妨把一个居民的财富分成两部分:流动财富(比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地产)和人力资本(humancapital),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以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很高,而老年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

那次仲裁结果在拉美引起了轰动。当时阿根廷的外交部长LuisDrago,随即从法律的角度写了一篇长长的反驳文章,并将其送到阿根廷驻美国大使馆,要求其大使将文章送交美国国务院。Drago指出,以往的惯例是:当一主权国拖欠另一主权国的债务不还时,债权国有“权利”向对方动武。他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一国动不动武完全是一种政策选择,而不是法定权利;更何况因讨债而对另一主权国动武侵犯了后者的国家主权。他认为,除了自卫之外,任何国家无权对另一主权国动武。当债权投资者的权利与另一国家的主权相冲突时,他主张后者显然应该优先。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澳门拉斯维加斯注册网址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保护债务方,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比如,1914年一战一开始,当时的北洋政府即停止支付晚清、民国发行的外债(包括铁路债券)。一战期间,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并中止支付拖欠德国的所有债务。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国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1936~1938年间,国民政府要求调整早年在西方发行的铁路债券,要求降低利率。按照债券发行时的利率计算,图1–2给出中国历年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利率基本都在5%,这种利率在今天看应该不算高,因为这些债券毕竟有很高的国家政治风险、被拖欠的风险。但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就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债券外),不再支付所承诺的利息与债务。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承销发行的中国北方铁路债券,总金额为230万英镑,年利率为5%,但这只债券最后于1942年2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从此,所有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发行的外债都在1914~1942年间被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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